远的道。”为了真正进入生活与写作，阿英何尝不是绕了很远的道呢？文学就是阿英的第二故乡，他爱这个故乡，恨这个故乡，他离去，归来，再离去，不知不觉中，已经演化成了鲁迅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这种模式大抵是每一个故乡都必不可少的一种经历。一份忧愁，一份思念，一份不忍直视，一份日思夜想，千万种离愁别绪在胸中燃烧。走着走着，写作就变成了阿英“偷窥尘世的一种方式，让我把一些隐秘的触角缓慢而严谨地伸向幽微的人性，使我能感受到世界的律动和质感。”
生活是阿英最好的素材，他像“一片舒展的叶子“，摊开自己，“在人间的雨水和阳光下”，“接受冲洗和晾晒”。阿英在创作时，甚至有意接近他的生活，即使作为读者的你只读过阿英的一篇小说，瞥一眼阿英的简介，你也能发现他对生活真实的摹仿。倘若你像我一样，同时阅读了他的《江湖行》和《荡漾》，你就能更加确认他对真实生活的热爱。阿英与生活的态度是辩证统一的。他一边靠近生活，一边又想远离生活。《江湖行》和《荡漾》虽讲述了不同的故事，但两篇小说的故事背景却极为相似，比如，小说以“农林大学”（他在河北农业大学任教）为创作背景，以计算机专业（他待在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为写作的素材，还时常将“保定”（他的家乡）写进小说。农林大学和计算机像是他永远的活素材，二者的故事永远都讲不完，对有些读者来说，阿英这种故乡情怀和专业情怀让人叹为观止，当然，肯定有一部分追求新奇阅读体验的读者对此不屑一顾。对阿英的贬与褒，正是对其多种可能性的挖掘与呈现。阿英记录生活，生活也记录阿英。这种互相体认的态度给心灵留下一种经久不衰的宁静自得。
二、“江湖”中的“荡漾”
阿英曾直言：“这两篇习作中，共同的焦点是‘逐利’。”现代社会，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浪潮。在《江湖行》中，阿英从三个角度书写这个充满诱惑力的“江湖”，一是作为本地最大娱乐综合体的江湖，尚红孩、柳一驰和郑阙构成了这个小江湖的三角欲望；二是作为潜在江湖的学校，翁鹤鸣、章院长、萝卜男等人在此江湖中勾心斗角、惴惴不安；三是作为广泛意义上的江湖，它宏大、复杂，囊括着人世间的一切善与恶。正所谓，人在江湖行，哪能不湿脚。在这部中篇小说中，与前任院长翁鹤鸣相比，章院长没有名字，他拥有的只是一个最具普遍意义的代词，他可以是为了追逐利益不择手段的任何人，而任何追逐利益的人也都可以是他的替身。章院长为了创业绩晋升副校长，亲自到雄安炒房；他还利用司墨燕嫉恶如仇的性格，将其当枪使，让她戳穿袁处长小舅子论文造假这一事件；此外，他有意隐瞒前任院长翁鹤鸣的“断筋门”一事的真相，因为“老翁身上有污点，才无法挡住自己的光辉。”对无具体名字的章院长来说，“利”字当头，什么都可以出卖，他唯一在乎的只有自己的前程。其次，小说对柳一驰的着墨虽不多，但柳一驰的地位不可小觑。他是喊出“江湖”一词的第一人，作为一名大三学生，他可能是小说中最年幼的一位，“逐利”这一举动在他身上表现得最为鲜明。他本来有着自己的电台主播梦，但一遇见财大气粗的尚红孩，他立即想转行，跟着尚红孩混饭吃，他转行的唯一原因是，电台的工作看起来很酷，但赚钱少。为了赚大钱，他对尚红孩言听计从，他跟着尚红孩喝酒，进红灯区，虽然“脸上现出一丝忐忑，但他没有犹豫，一个弹跳，进入暗门”。在江湖中，柳一驰大胆无畏，不听劝，最终的下场惨不忍睹，他不但没有傍上尚红孩这个所谓的光鲜亮丽人士，还因胃出血被送往了医院。最后，最让人心疼的“逐利者”是尚红孩。他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不计后果地享受“江湖”。尚红孩的家境曾使他在爱情中难堪，毕业后，当再次回到母校时，他的一切举动都是为了炫富，填充他脑子的只有“报复”，他已经成为他所处身的社会最直接的牺牲者。社会同化了他，一个淳朴的农村小伙而今满脑子都是金钱社会嫁接给他的意识形态。
在《荡漾》这部短篇小说中，阿英集中描写了岳父一家人对女婿穆尧白的嫌弃。阿英抓住了岳父姿态万千的“屁”和穆尧白不忍直视的“水族箱”，并对其进行了饶有趣味的刻画，人物所有的情感在物体中沉淀，也在物体中爆发。岳父通过放屁发声，确认自己的强权地位。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岳父最终的不幸是由于“放高利贷”。换言之，“逐利”是岳父倒下的最直接原因。与《江湖行》相比，《荡漾》因插入“爱情”的文字更多，所以，对“逐利”的刻画不如《江湖行》突出。但小说中的“爱情”难道能撇清自身与“利益”的关系吗？阿英用了大量篇幅描写岳父千姿百态的响屁以及穆尧白在岳父家中的无地位，但阿英从未告诉我们穆尧白为何要迎娶付苏苏。此刻，我们需要动用海明威的“冰山原则”，发挥读者的权力，调动自己的想象，为穆尧白和付苏苏的结合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与付苏苏相比，穆尧白的经历“相形见绌，寡淡得宛如一碗忘记加盐的白菜汤。”穆尧白作为一个活最多，钱最少，地位最低的“青椒”，他与妻子争吵的走向时常回归到“穆尧白没钱”这条老路上。即使两人之间起初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生活的一地鸡毛也将他们引向“金钱崇拜”的旧路上。况且，根据文本的透露，穆尧白与付苏苏的结合更像是“金钱”在搞怪。正如付苏苏自己所言，穆尧白只是贡献了一个“精子”而已。
在这两篇小说中，阿英对小说人物“逐利”的行动与心理的刻画功夫令人感叹。阿英的江湖摇摇晃晃，像一种顽固的病毒，侵袭着人生的边边角角，荡漾在每个人心中，这种侵袭既折射着“江湖”的诱惑，也反思着人间的病态，郑阙在文末发出感叹，这场似真似幻的“江湖行”让人怀疑它是否真的发生。是江湖篡改了我们？还是我们篡改了江湖？阿英的这场“江湖行”既让人惊叹，也让人不寒而栗，唯一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很有可能继续存在。在这个不知深浅的江湖中，摇摇晃晃的我们该如何正视这场游行呢？阿英只是将小说的多种可能性呈现在读者面前，剩下的路要靠每一个读者自己完成。
[1]李欢欢（1994—），女，河南洛阳人，西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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