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轴波谰壮阔的历史画卷
——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的艺述追求
文/常智奇
在人类文学史上，我对前苏联杰出的文学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情有独钟。我非常欣赏他那博深的哲思与狂飙突击式的诗情集于一身的文学天赋。每当我想起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心中就暗想着中国式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哪些人。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我读钱钟书的小说，刘再复的散文诗时，就有一种别样的审美感受。
当来自茂陵边上的杨焕亭先生，在壬辰十月阳光的照耀下，把他历经六年、几易其稿的《汉武大帝》书稿送给我，邀我为之写序时，我心头一震。当我阅读完这部长达一百一十多万字的煌煌大作后，我喜出望外。我感到：这位以文学评论享誉文坛的关中学子，步车尔尼雪夫斯基、钱钟书、刘再复的后尘，写出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历史人物小说。
当代文坛的历史小说创作，在一种实用主义，杜撰历史，借古讽今；新历史主义，我注“六经”，戏说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厚今薄古，漫画历史的狂潮冲击下，一批以消遣娱乐为目的，胡编乱造前朝旧事的读物充斥图书市场。历史小说，是历史与小说的二元融合，首先是历史，然后才是小说，它需要史的品质，诗的情感。它是文献逻辑向审美表达的形象转化，是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历史的真实是指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精神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在这里是指在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作者还原历史人物，诗化历史情境，虚构历史心理、意绪、氛围、艺术形象，给读者以审美共鸣和生活的启示。杨焕亭先生历经六年，呕心沥血创作的《汉武大帝》，就具有这种审美效果。
他在尊重历史，从史实出发；还原历史，从生活出发，重温历史，从情感出发；追求文学，从心灵出发；追求审美，从形象出发；追求诗性，从神思出发的前提下，以一种诗人的激情和史家的理性，站在历史唯物论和艺术审美论相结合的立场上，以宏阔雄健的笔触，把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有机结合起来，艺术地再显了汉武帝时代改革与保守，清廉与贪污，勤政与枉法的政治斗争；形象地表现了宫廷内部家族血缘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冲突；全面地展现了大汉盛世时期的历史风貌，诗意地传达了我们这个民族在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下，人性历炼成民族精神的艰难历程。
作者以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站在二十一世纪初叶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高地，在崇高与卑贱，善良与邪恶，君主与臣子，皇权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战争与和平、感性与理性，爱情与阴谋之间，寻找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历史的精神与人性裂变的统一，给中国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百花园里增添了一束喷霞吐露的艳丽新葩。
这是一部具有史诗品质的文学作品，作者以诗人的激情，飞扬的神思，充分的历史知识准备，文学的审美诉求，拥抱历史的巨子——汉武帝。与其说杨焕亭先生选择了汉武帝刘彻，不如说武帝刘彻选择了杨焕亭先生。这是两个时代精神、两种历史观念、两个生命主体、两种人文气质相近、相吸、相通、相亲、相敬的互相叠加，互相选择；这是历经两千多年，茂陵上空的流云、飞鹰、草木花香、魂灵王气在一个书生笔下的文字融合和聚笼。杨焕亭先生长期生活、工作在咸阳古都，茂陵高处的苍松翠柏下有他读书学习的青石、茂陵石雕旁有他无数次漫步思考的脚印。他的阅历、学知、修养、气质，给了他与武帝刘彻相遇成书的条件。他化历史为艺术，化文献为情境，化史实为审美，站在描人、写心、抒情的文学审美基点上，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了汉武帝刘彻开创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风貌，写出了历史的“这一个”人物形象。
元光元年十一月，刘彻面对汲黯的铮铮谏言，尖锐批评，“弯下腰、几乎是拥着汲黯从地上站起来、而一种欣慰和喜悦此时也从他的胸间汩汩而出”。他“在宣室殿单独接见朝臣时，往往衣着随便，有时候踞厕而视，有时候甚至连皇冠也忘了戴。但是对汲黯，皇上向来是不冠不见”。“皇上如此地敬重一位主爵都尉，这是自大汉一统天下以来所沒有的。”
他是一个思想解放，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封建帝王。卫青首战告捷回来后，刘彻面对从匈奴手中缴回来的马与刀，果决地提出：雁门郡城后勾注山的精钢矿石不能再卖给匈奴人，命少府寺遣人采邑，打造兵器，以充军用；面对匈奴马与西域大宛马杂交的良种马，他告诉即将赴渔阳的韩国安“要他在边关多购这样的马匹”。
他在家事与国事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把国之利益放在家的利益上，大义灭亲，秉公护法，忍受着个人心灵的痛苦、煎熬，艰难地推进着“新制”、“推恩制”、“元狩变革”的实施和发展，拓展着民富国强的道路。
当然，作者并不是一味地美化刘彻，而是继承了司马迁“秉笔直书”的精神。他也写刘彻玩弄权谋，御人之术的一面；写他“喜欢文士与喜欢从西域来的天马无异。用则御之,不用者弃之”。努力还他一个有血有肉、符合历史真实的帝王形象。例如：他对李蔡位至三公，而对忠诚于他的李广、汲黯等人，久放低位而不闻不问。说他冷酷，他对汲黯“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却常常得到他的宽恕；说他英明,他却屡屡地用了些行为不正的人担当大任，就说像李广、郝贤这样的人受委屈。说他怠惰，他为大汉的中兴呕心沥血，屡屡做出惊天动地的决策；说他勤政,他又常常对李蔡等人的行乐谏言乐而不疲”。他对巫蛊案张汤假公济私，专权枉法的放过；他在卫夫人怀孕期间与卫夫人身边宫女的泄欲……这些都表现出这个人物形象性格的多重性。正是在这种性格的多重组合中，塑造了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封建帝王的典型形象。
作品中与刘彻相伴的近二百个人物形象，人人都出彩，个个有特征，或浓墨重彩，或轻描淡写，都鲜明、生动，富有个性特征：
居功不骄、自律朝野的卫青；青春劲发、英勇善战的骠骑将军霍去病；察言观色、忠诚勤快的包桑；圆滑周转、逢迎揣摩的公孙弘；历尽艰辛、不辱使命的张骞；书生意气、固守己见的董仲舒；才华横溢、重情重义的司马相如；温婉恭和、庄重沉实的李蔡；体恤民情、不务虚言的郝贤；宽怀大度的隆虑阏氏；左右摇摆的赵信；不愿受降的巴图鲁；狂妄的昆邪尔图；诡谲狡黠的伊稚邪；妄自尊大的左屠耆王；壮心不已的李广；桀骜矜持的长公主；卫夫子的内敛淑惠；韩国安的忠君保国；淮南王的阴险狡诈；莽撞的灌夫，精明的韩嫣……都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杨焕亭先生是一个诗、书、画皆通，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滋养的作家。他推崇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精神。他塑造的正面人物形象，大都是传统道德情操占主流的人物形象。
例如：汲黯，“一个官居九卿的主爵都尉，却让皇上都无法在他的面前随意放纵；为什么他的矜持和傲岸，却让卫青分外地钦敬，原来，在他的背后，是品节铸就成凛然不可侵犯的伟岸”。作者在汲黯这个典型形象塑选中，表现的是一种刚直不阿、坦荡磊落、实事求是、秉公执法、平等待人、直言陈理的人格观。当然，作品中也塑造了像主父偃、张汤等这样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心理阴暗的政治投机者的艺术形象。既便是这样，作者也没有抹杀这些政治投机者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殊的环境中在处理一些重大事件、案件中的积极作用。
作者在近一百二十万字的煌煌大作中，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表现人的生命意识，人的食色欲望，人性在从自然野性向社会理性发展过程中的艰难历程；表现情与理、灵与肉、家与国的扭结与撕扯中的心灵疼痛，在人性的剖析中表现历史的思考，在良知与道德的拷问中表现人类文明的价值走向。例如：霍去病与阳石公主的相恋，张骞与纳吉玛的情感，刘彻与卫子夫的炽爱、公主对卫青的牵挂，窦太主与董偃的缠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笃深，赵信与可西萨仁的苦爱，刘彻与李妍的狂欢……作者写他们美好的情感，也写他们炽烈的爱恋。这性爱写得很感性、很真切、很切肤，同样也很美好。例如：第二卷第二十章写刘彻和王夫人“情与欲的快感”达到高潮，“登顶之后那是一览众山的愉悦，潮落之后那是月出沧浪的柔美”。
但是，理性，始终是作者在整个作品中灌注的基本精神。人的完美存在的证实，本质上在于抉择的自由。这一自由即把握着必然，使自己置身于最高责任的链环之中。刘彻，就是这最高责任的链环之中的一个。王夫人与他刚刚做完爱，借着他高兴的时候，王夫人向他提出她要去雍城参加祀五畤大典的要求。刘彻斩钉截铁地说：“住了！刘彻没有等到王夫人说完，用力一推，女人的滑腻的身子就离开了他魁梧的身体，刘彻脸色阴沉地朝着外面喊道：‘来人！送夫人回掖庭去。’”刘彻这样做，是他自己此在的证实；是他自己抉择自由的亮敞过程。
人即是必得证实他的存在者。大将军卫青在与呼韩浑琊决战上谷之前，面对公主的缠绵多情，他强压住自己爱的情感，没有向公主告别。“他觉得，只有当上一个成功的将军之后，他才有资格去回应公主火辣辣的目光，才能最终填平他们之间的鸿沟。”
大丈夫志在千里，岂能为儿女情长所羁绊。当霍去病面对皇上要他与阳石公主完婚时，他心中深深地爱着阳石公主，嘴里却理智地说：“匈奴灭国之日,乃臣完婚之时。请皇上允准臣的奏请。”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2月）十二月，中郎将司马相如从西南回来，面对卓文君的千般恩爱、万种风情的温柔，他认为，“男人就应该为国家建功立业，在皇上面前见证自己的价值”。他辞别夫人，“车驾碾过厚厚的积雪，上朝给皇上汇报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