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十·一”长假，我和陕西师范大学的刘九生夫妇到西安城南的长安县玩了一遭。我们先是乘车在常宁宫下车，然后沿着滈河边信步闲逛。由于连日阴 雨，我们去的那天，天刚刚放晴，太阳暖暖地照在刚收割过的麦田里，空气清新宜人。河两边的小树被冲刷得东倒西歪，枯枝野花落了一地。
 

    游到中午，我们在常宁 宫外边的一家小餐馆用过午饭，刘九生依然兴致不减，提议再到常宁宫东边的村子里去玩。穿过废弃的垃圾、到处乱堆的玉米秸，沿着村公路一直往东，站在神禾塬的一个土崖上，我们突然看见塬下一个美丽的村庄，像熟睡的婴儿躺在土崖围成的几字湾里。村中房舍鳞次栉比，小巷深处一两个村民在阳光里款款移步。村前是常流不息的滈河水，像母亲的臂膀护卫着她的儿女。

     就在我们立于塬上叹惋这一处绝佳的风景时，背面的山坡上又走来两人，一男一女，男的说，这就是皇甫村。我们虽然早就知道皇甫村就在长安县，但听了他的话， 仍然吃惊不小。想不到我们品评鉴赏了半天的村子，竟然就是柳青创作《创业史》的皇甫村。

    皇甫村找到了，那么，柳青墓应该就在附近，我的印象是柳死前曾要求 将他葬埋于村边。正待寻觅，那人又说，不用找了，你们背后那个废弃的园子就是。我们听了不禁相视一笑，感觉今天的出行就像一幕高潮迭起的情景剧。

    急忙转身，来到一座砖墙围成的园子前，却发现大门紧锁，喊了半天，也不见人来，就知道这是一座常年无人问津的墓园，并无专人看守。从铁门的栅栏间望进去，只见墓 园不大，但荒草足有人高，从大门通往墓碑的道上，隐约可见一条石阶铺成的小路被杂草漫灭，不辨东西。

    我们几人由我带头，爬上铁栅栏，翻过大门，跃入墓地，然后披荆斩棘，踏出一条人可勉强通过的草径，来到墓碑前。碑上大书“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作家柳青同志之墓”几个楷体大字，背面简单记录了柳青的生平事迹，但碑文潦草马虎到只有卒年，没有生年，而且更令人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以文学立业的人，碑文中竟然只字未提他的小说创作，甚至连《创业史》也未著一字，不厌其详地罗列的倒是他何年加入共青团，何年入党，再就是一长串他曾担任过的政协委员、文联委员 的清单。

    碑后不远是一圆圆的土堆，外边用砖砌起，但基本上已为杂草覆盖，不用心查验，墓冢轮廓难辨。我走到冢前，正欲参拜，一只兔子“倏”地窜出，朝天一 跃，吓得我赶忙后退，回过神来，就不由得感慨世事无常，造化弄人之诡谲难测。

    算来柳青辞世不足30年，而他的墓园却已经成了榛莽和狐兔的天下，他的作品也因思想的苍白、落伍以及赤裸裸地演绎极权主义政策而为读者见弃。说实话，作为 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柳青的作品，不用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即使是文学史上号称“里程碑式的”、“史诗般的”《创业史》本人也未能终卷。

    除了中学课本中节选的《梁生宝买稻种》，大学老师费时一周讲解的《创业史》，在同学们听来都不可思议。尽管据对20世纪文学尤其是鲁迅素有研究的刘九生讲，柳青对长篇小说的驾驭能力是一流的。他的作品纲明目张、浑然一体，语言细密冷峻、充满生活气息，但这些都无法掩饰一个作家在极权主义面前的人格缺失。

    作为一个精神贫困年月里为数不多的有才华作家，柳青曾经达到了那个年代意识形态当局所能给予的荣誉巅峰。《创业史》问世后，他更成为那个时代文学青年心目中的偶像。尽管“文革”开始后不久，柳就被揪出批斗，皇甫村的家被作为“修正主义的黑窝子”连窝端掉，妻子跳井，儿女流落街头，但这些都不足以动摇他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本信心。

    而文学的残酷在于，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生前是辉煌还是贫贱，受过多大委屈，死后都得将文本放在历史的审判台上。时间是迄今为 止地上最严正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