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规招生是出于无奈。”一位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有许多家长给他算账，陪孩子回老家的话，收成好一年也只能挣个几千元，让孩子留在上海，虽然要自己承担学费，但省了回去探望的成本，孩子也不会成为留守儿童，或者造成夫妻分居。

　　“我是一个校长，教书育人天经地义。农民工子弟学校就是专门教育农民工子女的，这个学生不让收，那个学生不让收，我干得还有什么劲呢？”他说。

　　在调研了十几所幼儿园后，刘玉照得知，能够顺利升入小学的外地孩子不到一半。

　　他还发现，许多原本可以升入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被卡住了。自2008年起，上海市每年统计不计划回老家读高中的外地初三应届生数量，并制定相配套的职高招生指标。然而，近两年来，约一半的指标都被浪费了，主要因为家长不符合持有居住证等条件，导致孩子无法入学。

　　“一方面上海本来就缺技工，一方面很多孩子在上海长大，不愿回老家，初中毕业刚好15岁，既不能升学，也没达到招工的合法年龄。”刘玉照认为，这部分因为政策被卡在中间的孩子，只能赋闲，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伟大的城市不要害怕有穷人

　　“有供给的地方没需求，有需求的地方没供给。”在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的眼中，这是中国当下不少问题的症结。他认为，供需出现矛盾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增加供给，而非限制需求，尤其是根据身份限制需求。“如果教育资源短缺，就让民间力量开办学校。何况现在不是教育资源短缺，而是民办学校招不到学生”。

　　老吴也渴望“政策能松动一点”。哪怕仍然办不了居住证，但如果政策能允许女儿在民办学校自费借读，他也“心满意足”了。“至少孩子上学不用偷偷摸摸了”。

　　不过，对于老吴和许多其他家长来说，学费仍是一笔很大的负担。多年来，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提议，尝试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教育券制度。给所有适龄儿童配发义务教育卡，卡里充值中央和地方政府为义务教育拨付的所有费用，无论其父母到哪个城市打工，凭卡便可实现转移支付并在当地入学。

　　刘玉照认为，上海以居住证作为门槛，并非完全没有好处，至少它给流动人口提供了一个阶梯性的福利，之前则没有阶梯性。

　　“实际上它为农民工长期居留在城市，打开了一个通道，但同时也给另外一部分人关闭了通道。只不过目前这个门槛比较高，能达到要求的人比较少，而受到影响的人比较多。”他解释。

　　但他也强调一点：“人口流动基于地区差异，短期内这个差异不可能弥补。”

　　“如何在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和城市发展之间，寻找到一个均衡点，成了当下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位受访者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呼吁。

　　横向比较世界上其他大都市后，陆铭发现，如果技术先进、管理到位，人口密度高并不一定导致“大城市病”。比如，东京都市圈有约3600万人，集中了日本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在全日本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下，其人口依然在持续增长。同时，东京地铁、轻轨、铁路等方式辐射各地，街区生活便利，小马路如毛细血管般密集，商铺分布两边，促成了规模经济的形成。

　　陆铭清楚地记得，在一次国际会议中，一位加拿大学者好奇地问：“中国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中国人为何已觉得大城市的人太多？”在美国、加拿大等早已完成城市化的国家，人口仍在向大城市集中。

　　“北上广深，我们当然需要吸引所谓的精英人群，但是精英不是活在真空里的，他们也需要辅助岗位，也需要清洁工，需要保安，需要保姆。”陆铭相信，如果大城市只要精英，不要低端劳动力，不符合经济规律。

　　“很多低收入者恰恰构成了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他的理想中，“一个伟大的城市不要害怕有穷人”。他举例说，麦当娜刚到纽约的时候，也很穷，住在地下室。北京上海可不可能只要麦当娜，不要年轻的麦当娜？

　　在新书《大国大城》后记中，陆铭给未来写了一封信。他先写道，“回想这些年来，我们这些读书人写了不少文章来呼吁城市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效果有一些，但仍然困难重重……”

　　不过，在信的结尾，他表示了信心，“我相信，中国也一定能实现公正而有效率的发展。有无数的人在为之努力”。
 

责任编辑：王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