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推进，教育资源紧缺等“大城市病”愈发显著，包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都将人口调控列入城市发展规划中。

　　上海市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提高，便基于人口调控趋严的大背景。

　　校长老鲍记得，新政出台前入学门槛很低，“基本上只要拿着农村户口本来，去街道上办个证明，都可以入学。”在不少校长看来，那是上海对流动儿童大门敞开的时代，也是上海农民工子弟学校的黄金时代。

　　上世纪90年代，老鲍从安徽老家来到浦东航头镇。这个位于奉贤、闵行和浦东新区交界之处的小镇，农民工大量聚集。瞅见机会的老鲍，在家乡的公办学校办了停薪留职，加入了当时颇为壮观的“简易学校”办学潮。

　　当时，在上海市举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并不困难。只需在人口流出地办理“跟踪办学证”，在上海报备，外地人便可在沪开办学校。一时间，上海涌现出500多所“简易学校”。

　　2008年，上海市在全国开创先河，宣布将在3年内为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全埋单。每名学生每年补贴的金额从2000元逐步提高到如今的6000元。162所农民工子弟学校逐渐被纳入民办教育规范管理，共提供12万个免费义务教育学位，被称为“纳民”行动。

　　“农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难度也大大降低了。”上海市农民工子女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周纪平告诉记者。根据相关数据，在“纳民”行动实施的同时，民工子女进入公办学校的比例提高了约30％。

　　随着财政投入的加大，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陈媛媛研究发现，在这些民办学校学习的孩子，正在一点点进步。原先他们和公办学校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相差十几分，4年后差距缩小了一半。

　　上海这一举动极具示范效应。政府购买学位的“上海模式”，被东莞及深圳部分行政区效仿，广西等地也有政协委员提议借鉴。不少学者认为，上海市的政策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导向。

　　然而，政策在2013年年末发生了巨大转变。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学校进入“门禁时代”，居住证成了识别身份的关键芯片。一年后，入学又增加了一项门槛——儿童既不能小于6周岁，也不能大于7周岁。这意味着，去年没赶上入学这班车的外地孩子，下班车也赶不上。

　　此后，陈媛媛发现，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的孩子，学习成绩的进步势头停滞了，甚至稍许还有些退步。

　　失学与留守之间

　　政策收紧后，没能入学的孩子去哪儿了？老鲍认为，学校减少的500名学生中，不少最后成了留守儿童，因为“父母为了生计只能留在大城市打工”。每每读到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他都会感到“有些心痛”。

　　他认为，政策无形中制造了更多的留守儿童。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刘玉照曾跑到上海最大的外来人口流出地安徽调研，发现有孩子从上海回流，但很少有父母一同回来。他们大多寄宿在半军事化管理的民办学校，周末不回家，有的甚至半年才回家一次。

　　他还去了上海周边的浙江嘉善和江苏太仓，也找到一些因未能在上海入学而转去的孩子。上海民办康桥工友小学校长高有成惊讶地发现，他的学校今年只招到9名学生，老乡在苏州开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却人满为患。

　　“我去参观时，他办公桌上搁着一个大塑料袋，里面全是托关系想把孩子塞进学校的纸条。”这位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一个班上塞了100多号人。”高有成的学校如今只有300人，老乡的学校和他的面积一般大，却装了2000多名学生。

　　不过，仍有许多像老吴一样的家长，陷入了深深的焦虑中。他们既不愿意让孩子失学，又不愿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今年3月，一位云南籍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孩子不符合入学条件，老家又无亲戚，每天将女儿强行送到上海闵行区某校门口后离开。在多次协调无果后，校长决定冒着“违规招生”的风险，收下这个孩子，学校承担了她的学费。

　　老吴则最终选择让女儿成了一名没有学籍“潜伏”在上海的“黑生”。在上海出生成长，6岁的女儿和城里的孩子一样活泼。梦想“当舞蹈家”的她，常常叉着腰挥舞着小手臂，给老吴表演幼儿园学的舞蹈《小苹果》。

　　两年前，因为有两个孩子需要上学，老吴姐姐一家人都回了安徽。但老吴总想着“再拼一把”，他清晨6点出门跑车，半夜回家，心中时刻横着一个账本——每天需要挣400多元才能负担起买车的贷款和女儿的学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