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士”

作为儒学的开拓者，孔子有不少对士的论述，《论语》中总计有15次。在这些论述里，士有两重含义，一是泛指普通人士，计3次；再是类于今之知识分子，共12次，对这部分人，孔子寄予厚望，将他们视为变革社会、恢复周礼的重要因素，故而提出了严格要求与殷切期冀，他认为士应该具有这样的品德：

一、有志于道，不贪图物质享受

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士的志向是道，但是如果这个士认为穿得不好、吃得不好是耻辱的事情，那就不值得和他讨论道了。

在这里，孔子明确指出衡量士的两个准则：第一，追求道；第二，不贪图物质享受。

以孔子自身为例，他虽然生活清贫，但却甘之如饴，他曾经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不仅个人如此，对于安于清贫的弟子，孔子也大加称许，颜回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三个月可以不离开仁德之心，其他弟子只能在短时期内（一天，至多一月）做到。因此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在这样的处境下，仍然安贫乐道，颜回真的是贤人啊！

在孔子的心目中，士不应该为衣食所累，所谓“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强调对道的追求高于对物质的追求。那么，什么是道？孔子明确地指出就是“爱人”《论语·颜渊》。士的使命是“弘道济民”，通过道来拯救天下，治理国家，给百姓谋幸福。与西方不同，中国的道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践行道的目的，就个人而言是修身；就国家而言，是推行仁政，也就是儒家通常所说的“修、齐、治、平”，从个人修身到治理国家，都是通过道而一以贯之。

二、行己有耻，不辱君命

在《论语·子路》中，子贡问孔子什么样的人可以称士：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

孔子认为，士分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不仅对自己的行为知道羞耻，而且能够出使外国时不辱没国君交给的使命，也就是“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次一等级，“宗族称孝，乡党称弟”，宗族中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本乡土的人称赞他尊敬兄长；第三等级，“言必信，行必果”，说话讲信用，行为果断。这种人浅薄而固执，“硁硁然小人哉”——是固执己见的浅薄之人呀，但是也有德行，因此也可以算作士，这是第三等士。

简而言之，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或者说优秀之士，要有为国家效劳的能力。即便是末等之士，也要“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士的底线。

三、兄弟怡怡，虑以下人

《论语·子路》中有一段子路问士的记载：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恳切；偲偲，嘉勉；怡怡，和悦。“朋友切切、偲偲”，朋友之间应该恳切地批评嘉勉。“兄弟怡怡”，兄弟之间应该和睦相处。

在《论语·颜渊》中有一节子张与孔子的对话：

子张问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子张问孔子：“士怎样才叫通达？”孔子反问他：“你说的通达是什么意思？”子张回答：“在国家做官时一定有名望，在大夫家任职时一定有名望。”孔子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名声，不是通达。所谓通达，是指人品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说的话，观察别人的表情，宽厚包容而谦虚待人。”这样的人才是士，而这样的士在国家的官位上，一定事事通达，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事事通达。而那些空有虚名的人，表面上赞成仁，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且以仁人自居。这种人，做官时一定会骗取声誉，在大夫家任职时也一定会骗取声誉。

总而言之，孔子认为，优秀之士应该具有担当精神，宽厚正直、兄弟和睦、谦虚待人的品质。

四、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关于士，孔子还有不少论述，分析起来，孔子最为看重的是士的品德，即：对仁的志向。仁是道的核心，一方面体现于现实的社会层面，另一方面体现于理想的终极层面。孔夫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为了追求仁，士可以献出生命。他的门下曾子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他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

弘，指宽广；毅，指坚毅。非“弘”不能胜其重，非“毅”无以致其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士要有果敢坚毅的精神，持之以恒，死而后已。

不仅是孔子，关于士，他的弟子也有很多精彩言论。《论语·子张》记载了子夏这样一句话：“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对于获得官位的士来说，有余力的时候应该学习；对于没有获得官位的士来说，学习好了有余力也可以做官。在儒家的学术体系里，士通过仕——也就是做官而推行仁，否则仁只能停留在个人的修养上。当然，无论是官还是士，都要学习，这是士与官的最佳结合点。

孟子论“士”

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也有许多关于士的论述。主要有这样两点：

一、无恒产而有恒心

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

什么是恒产？恒产，即固定的产业；恒心，即仁者之心。虽然没有固定的产业，却仍然保持着对仁的向往与坚守，这样的事情，只有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才可以做到。在西方，这样的知识分子在18世纪才出现，而在我国2300多年前已然出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比西方提早了2000多年。西方的社会学家指出，近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固定产业，不属于任何有产业的阶层，知识与思想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因此能够坚守自己的信念，从而与孟子的论述完全一致。

二、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一天，弟子陈代向孟子请教，陈代问：“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不去谒见诸侯，似乎是拘泥小节吧。“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如果我们谒见诸侯，诸侯听了我们的想法，大者可以推行仁政，小者可以称霸各国。《志》说：“曲折的是一尺，伸直的却有八尺”，这样的事情不妨去做吧。

孟子不同意，说：“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孟子·滕文公下》）齐景公打猎时用旌旗——一种用羽毛装饰的旗子招呼猎场管理员。管理员认为不符合礼仪而不肯来。景公很生气，想把他杀掉。对于这个猎场管理员，孔子很赞赏，说：“有志之士，不怕弃尸在山沟里，勇敢的人不怕丢失头颅”。通过孔子对虞人的赞赏，表明了孟子对士的期待。

士的精神价值

孔孟倡导的士之精神，是儒学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士不仅具有知识与技能，而且关注国家、关注社会与公共事业，从而超越了个人与小团体的私力，所以如此，是因为士承袭了夏商周三代的礼乐传统。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礼乐不再出于天子，而是出自诸侯，因此孔子斥为天下无道，既然统治者不能承担道，那么这个重任便落到士的肩上。就“势”而言，士与诸侯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但是士代表“道”，政权的合法性，只有“势”是不够的，统治者可以凭借武力征服天下，所谓马上取天下，但远远不够，统治者还必须得到“道”的支持，而道则掌握在士的手中，因此统治者要尊重士，从而得到他们的帮助。这就与西方不同。在西方，道是上帝赋予的，通过教会传递人间，教会代表上帝的精神威权，帝王之势的合法性必须得到教会的支持与认可。这是中西文化的重要差异，或者说是研究中西文化不同形态的重要切口。

总结孔孟等人对士的论述，其核心是：

一、“以仁为己任”，坚持操守而风骨崚嶒，具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弘毅精神。

二、“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而拥有服务社会地位的人，更应该勤勉学习，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

三、“行己有耻，不辱君命”，人品正直，有羞耻之心，办事通达，待人宽厚，谦虚有礼，能够与兄弟和睦相处。

总之，中国古代的士有独立人格与高尚操守，为了国家与人民的幸福，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孔孟对士的论述，不仅是对知识分子，而且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我们应该认真分析、研究、赓续，使之成为推进我国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责任编辑：王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