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丰

　　我有一位发小，如今已是某大学知名经济学者。前几天，他在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书房，并感叹道：书多足以说明歧路多。不知道为什么，今晚站在我的书房，看着已经排满书架的书，不禁感叹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灵魂挣扎的记录而已。

　　我想，他看着满墙壁的书，一定想起了我们读高中时的那家小书店。

　　书店叫“未名书屋”，距离我们的学校有500米。这个名字很谦虚，未名，正符合我们的心境。县城或者村镇，十七八岁，连大城市都没去过，更别说什么名了。那时，也正是我们对名极为渴望的时候，做梦都想的是读名校，能在杂志或报纸上发一个小豆腐块，就更是无上的荣光。

　　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北大的标志性地标就叫未名湖，等过几年，我跑到北大蹭课，躺在未名湖畔的石头上，想到此生可能都读不了北大，不禁悲从中来。这时，老家县城的未名书屋，也已经倒闭了。

　　这家书店仿佛就是为我们而开的。它处在通往高中必经的主干道上，不少同学都会在半路上停下来，进去逛一逛。书店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一面墙上是书架，书架前是一个玻璃柜，放的是文具。书店的书虽然不是太多，但全都是世界名著，没有一本和考试有关的辅导书。《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这些，就抢先一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一个周末，我和另外三位同学一起造访了这家书店，看店的一位小伙子，很羞涩。他和我们年龄相仿，但是，他没有读高中，初中毕业后就帮姐姐姐夫做事。姐姐和姐夫是这家书店的主人，他们都在县城的文化馆工作。其时，我们也很羞涩，如果几位羞涩的年轻人，能聊到一起，那就一定会发生美好的故事。小伙子邀请我们去他姐姐家做客，“她一定喜欢你们，你们这么喜欢书。”

　　于是，在又一个周末，几个读者就去书店老板家吃饭了。老板娘，我们后来都喊她大姐，其实也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人很美，刚从西安学画画回来。老板后来成为我们的大哥，他的爱好是书法，看到我们，他脸好像也红了，这真是一群羞涩而内向的人，如今却坐在了一起。大姐为我们做她在西安学会的面食，给我讲她喜欢的画家和国画的流派。

　　我们成为未名书屋的VIP。那是真正的VIP，书店的书随便拿走看，看完还回去，再等着人买。1990年代中期的县城高中，在学校食堂吃一顿饭只要五毛钱，馒头两毛一个，而菜只要一毛，谁会有钱买书呢？我们如饥似渴，我带走的第一本书就是小仲马的《茶花女》，第二本是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一起去书店的四个人，成为一个神秘的联盟，大家会对看过的书进行深入交流。几个县城高中的穷孩子，聚在一起讨论托尔斯泰，可能是世界上最美的场景了吧？

　　这个书店对我们影响很大。虽然成绩有差别，但我们都顽强地读了下去，最终，语文成为我们共同的强项。很多年过去，有两位成为法律人，一人成为大学教授，而我则到了媒体。我们都保持了阅读习惯，未名书屋，成为我们共同的出发点。读大学时，我们仍会一起到大姐家聚会。或许像我们这样只看不买的人不在少数，书店最终也难以维持了，但是大姐仍然爱着画画，而大哥则仍然喜欢他的书法。

　　后来我才知道，开书店那几年，其实是他们夫妻二人最困难的一段时光。县城文化馆工资只有300元，而且面临改制，还要减员，大姐属于要分流的人。他们还很年轻，对那种在文化馆的清闲日子，也有几分厌倦，书店就成为他们想象中的“事业”。从经营的角度看，这个事业明显失败了，但是，开书店的那段日子，却也成为他们最美好的回忆。虽然一直生活在县城这样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带，他们却一直顽固地过着文化生活。

　　对我们几个读者来说，这个小书店有着特殊的意义。它让我们知道，在课本之外，还有一个精彩而广阔的世界。我们都一度做着文学梦，有两位在偷偷写诗。那时资讯远没有现在发达，小县城与大城市之间，存在着知识上的鸿沟，而这个书店，毫无疑问就是那个横跨鸿沟的桥梁。等我读了大学，知道县城与大城市孩子之间的差距，爱读书就成为了我唯一的优点，某种程度上也是我的救命稻草。

　　那时，我们的足迹踏遍县城的每个角落。除了冷漠而萧条的新华书店，未名书屋是唯一的书店了。对我们来说，这个书店就是整个县城的灵魂，成为县城最有光亮的地方。

　　长大后，曾在几个城市留下了足迹，而每到一个地方，最先去的，就是这个城市的书店。在北京时，我流连于北师大东门的盛世情书店，也曾骑自行车去逛万圣书园。大城市的书店很多，大多都很有情调，但是，我最怀念的还是县城的这家小书店。不知道现在的县城青年，是如何度过人生最丰裕也最寂寞时光的。
 

责任编辑：费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