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到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1942—）的《何谓同时代》（王立秋译）。阿甘本的诗学文集《诗歌的结束》以及他讨论诗歌“见证”的文章《奥斯威辛的残余》，我早就注意到了，在该文中，阿甘本提出的，也是一个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问题：“同时代意味着什么？”

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抬起头来望向北京冬日的窗外。我不禁想起了早年旅居伦敦的那个冬天我所写下的一则题为《对话》的诗片断：

“你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却呼吸着另外的空气”

“问题是我只能这样，虽然我可能比任何人更属于这个时代”

“但是，这……”

在初冬，窗玻璃蒙上了一层白霜。

这则诗片断后来收入《另一种风景》发表后，曾被有人指责为“脱离时代”。在前些年的诗歌论争中，某诗人在言说自己“在场”，而别的诗人大都“生活在别处”时，也曾拿它来做证据。

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呼吸另外的空气”呢？不能呼吸到另外的空气，我们能否生活在这个时代？当然，我已无意于争辩；要争辩，也只能是同自己——正如以上这则诗片断所显示。

回到阿甘本这篇文章，他在提出他的问题后，首先引出的是罗兰·巴特的一句话：“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The contemporary is the untimely)。”

这真是一个让人精神一振的回答。而罗兰·巴特的话也是有出处的，1874年，年轻的哲学家尼采继《悲剧的诞生》后，又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他之所以以此为书名，是因为“这沉思本身就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试图把这个时代所引以为傲的东西，也即，这个时代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疾病、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为历史的热病所损耗，而我们至少应该对它有所意识”。

在阿甘本看来，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恰恰是像尼采这样的“不合时宜”或看上去与时代“错位”的人。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因此，“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与时代过分契合的人……并非同时代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由于与时代的关系过分紧密而）无法看见时代；他们不能把自己的凝视紧紧保持在时代之上”。

因为“时代”，也因为“凝视”这个词，阿甘本接着举出了曼德尔施塔姆1923年写下的一首诗《世纪》：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看进你的眼并用他自己的血，弥合两个世纪的脊骨？

这里的“弥合”，最好能译为“黏合”（glue together）。我相信许多中国诗人和读者都熟悉这样一个诗的开头，并为它的悲剧性音调所震撼。是的，从曼德尔施塔姆，到我们这个世纪，我们谁不曾感到了历史这头“野兽”凶猛的力量？我们本能地躲避着它。我们自幼就从大人讲的故事中记住了这样一条训诫：当一匹狼从后面跟上来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

可是，如果你不回头，你又如何能够与那野兽对视并一直看进它的眼瞳中呢？

也许，这就是从曼德尔施塔姆到后来的中国诗人所面临的巨大困境。“必须把自己的凝视紧紧锁定在其世纪野兽的双眼之上”，可是，他能做到吗？

在阿赫玛托娃的《安魂曲》中，我记住了这样一句：“在令人睁不开眼的红墙下”。

这就是说，真实有时是一种让人目盲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当你被卷到巨轮下才能体验到的东西。

纵然如此，她又必须走向前去。是的，必须。

我不知道一个意大利人是否真正体会到这里面的巨大冲动和困境。不过，他挑出了曼德尔施塔姆的这首诗，就足以说明他“呼吸”到了同样的东西。是的，我们都曾目睹过时代的疯狂的面容。

不过，我感兴趣的，还在于这位杰出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另一种与时代发生关联的方式。的确，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你不同它发生关系，它还会找上门来呢），而是“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在阿甘本看来，除了那种面对面的“凝视”，还有一种以“征引历史”来“回归当下”的方式，“我们可以说，当下的进入点必然以考古学的形式出现；然而，这种考古学不向历史的过去退却，而是向当下我们绝对无力经历的那个部分的回归。”

在这个意义上说，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能够以人们意料之外的方式阅读历史，并以此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回归，“就好像作为当下的黑暗的那不可见的光把自己的影子投向过去，结果，为此阴影所触及的过去，也就获得了回应现在之黑暗的能力。”

责任编辑：费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