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是“新西安”教育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毕竟，谁都对西安教育的累积问题“心知肚明”，却在公开场合“讳莫如深”——4月8日晚，西安教育终于“被问政”了。

    从《问政时刻》刚上线，就有声音一直呼吁“把教育局长请上去问问”。在遭遇一年多的“局长空窗期”和“千呼万唤”之后，昨晚历时100分钟的问政中，西安教育问题可谓终于“丑媳妇见公婆”了。

    抛开“延后一个月”（原定3月8日问政）的“谜之爽约”，当赤裸裸的教育问题摆在大众面前，不免让人心生慨叹：虽然问得“犀利”，但答得“无力”。

    众目睽睽，被问政者承认对短片中曝光的包括教育资源失衡、空挂学籍、公私不分、培训机构乱象等在内的所有问题确实都曾“视而不见”，甚至那位“副局长”被问到“手都在抖”，但面对一再追问的“为什么会视而不见，难道管不了吗”，似乎都“欲言又止”。其实，一度时期积攒下来的历史欠账已是“破鼓万人捶”，不可能在一场问政中得到解决，而它所牵涉出来的“既得利益者”链条，环环相扣，也非一项政策、一次努力即可拆解。此次问政的最大亮点，恐怕便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魄力，至少不再假装很努力！也正是这一点，给人以“新西安”破旧立新的新希望。

要解决“局长”问题，更要打开“局面”

    想要做成一件事，一腔热血可凭，但起到实际作用的，是人、钱、机制这三个关键因素。在一个特定时期，三者如何组合，如何博弈，又如何借力，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魄力，目光与责任。而之于西安教育的顽疾治理，更是考验着这座崛起之城的智商和情商。

    在问政之前的近一年时间，西安教育被坊间戏称“群龙无首”，但事实上，问题依旧是那个问题，运转模式也是那个运转模式，没有变好，也没有因此瘫痪，换句话说，仿佛不缺教育局长，但正是这一点，恰恰说明西安教育格局已经如“铁桶江山”，“既得利益者”早已围成“铜墙铁壁”。

    西安教育，已不仅仅是要解决一个“局长”问题，而是要解开这个“局面”问题。

    梳理《问政时刻》曝光的典型案例与各大媒体公开爆料，不难发现西安教育问题集中体现在这些方面：

    其一，以“五大名校”为代表的“众怒”——教育资源不均衡问题。尤其是，“公参民办”的边界不明，导致公共资源被私人肆意攫取，变义务教育为“教育产业”，通过抢夺教师和生源、与开发商、培训机构联合办学等方式，逐渐“垄断”优质教育资源之后，掌握“自主定价权”，有市民气愤的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坊叔也整理了西安五大名校的学费情况与西安一般普通家庭的收入对比（参见表一、表二、表三）：

    对于这样的学费，普通家庭多少还是有点压力的，但对于望子成龙的家长来说，“只要娃能考上，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出来”，家住翠华路的杨女士，女儿去年刚上了陕师大附中的某一分校，她说，“按照学区，我孩子应该上育才中学，九年义务教育，我不用花钱。但那学校不敢上，优秀的老师没有，而且老师没有高薪也就不负责任。能拿孩子的前途开玩笑吗？我宁愿花8000元去上民办的名校。”。杨女士孩子的情况还仅仅只是“正常就学”，在节目中一位家长就“雪上加霜”了，他坦言：娃想上西工大附中，现在涨到30万的借读费了，这还要看关系硬不硬。

    这是一个“局”，劣币逐良。曾经为了充足教育资源，鼓励民办院校满足市民多元需求的一颗“初心”，终究“等闲变却故人心”，早已成为优质教育资源失衡再失衡的一条恶性循环，直到公办教育再也“无力还手”。

    其二，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其实，这也是优质教育资源不充分、不均衡导致的连锁反应。接受不到充足的优质资源，只好在外面“补充营养”，而在此环节中，不乏有培训机构不断和名校点考、奥数班等相互挂钩利益，甚至已经“无缝对接”，家长们像韭菜一样再被“割第二茬儿”。

    在节目中曝光了这样一个事实，哪个培训机构“有关系”，哪个就能和名校实现点考，“名校随机过来点考，来不及通知家长，所以，只有先报了培训班，才有被点考的资格。”

    坊叔在此次问政之前也走访了一些学生和家长，今年马上要升初中的“大圣”同学，全家就正在拜托各种关系报名参加“能和西工大附中点考”的一个培训机构，“就一个培训机构，也是一点机会吧，你别瞧不上，就这还要花钱找人才上得了这补习班。”“大圣”母亲坦言，已经花了三万才争取到补习班的名额，“这只是踏进去一个脚趾头而已。”她摇摇头，无奈的说。

    其实，据坊叔走访了解，西安培训机构的乱象，不只在于收费。而且表现在培训机构多证照不全，办学条件设置的非常之高，以至于没人办全证照，而行政督查又不到位。在武汉，据当地媒体报道，有办学许可证有营业执照的培训机构有441家，而只有营业执照，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各种教育咨询公司共8000多家。而之于西安，有业内人士保守估计：不会低于武汉，至少8000家。

    面对培训机构的“第二把镰刀”，被问政的教育官员坦言，“知道这个事”，但无法再回答“为何管不了”。讳莫如深，却显而易见：从源头就失衡的教育资源，导致的恶性肿瘤已经根深蒂固，缠枝连叶。“整改可以整改，取缔就没法取缔。”这也是一个“局”，环环相扣。

    除此之外，一系列连锁的不良反应，譬如一边在公办院校空挂学籍，一边又在名校“借读”，这一切交织成西安教育“局+局”、“局中局”、“一锅粥”的“局面”。

    与其说，民众呼唤一个有担当的“局长”，不如说是期待一个“正在改良”的“局面”。而这个“局”要解开，不仅需要教育部门的革新图治，更需要学校、市民、社会以及相关部门的戮力同心。

盘活与扩盘，破解"一边门可罗雀 一边头破血流"

    西安有多少被“嫌弃”的公办院校，就有多少个民办院校里的“门庭若市”，这种民办反制公办的畸形发展，迫切需要对闲置公办资源的“盘活”、优质公办院校的“扩盘”。

    坊叔公开这样一组数据，仅以小学为例，算算这些年，我们到底被迫抛弃了多少“家门口的学校”。

    据媒体公开报道：截至2016年底，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83.21万人，而2017年西安市小学数量为1125所，学校与人口比例约为1：7850.75。而这一比例明显优于我们经常不自觉就看齐的成都、武汉和郑州（成都平均每2万多人才拥有一所小学）。

    另一方面，2017年西安市小学在校学生666824人，小学专任教师36952人，小学的师生比约1：18.05，即1名老师带18个学生，这一比例略好于成都、武汉和郑州。 

    但另一方面，西安的小学数量分布并不均衡，我们常说的城六区(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未央区、雁塔区、灞桥区)常住人口为467.93万人，占到了西安市总人口数的1/2还多，可小学只有343所，只占了总数的1/3不到。而且据内部人士反映，在城六区内部也是如此，灞桥区的人口最少，小学数量反而最多，与灞桥区人口数量差不多的新城区，小学的数量却不到前者的一半。

    如果说，教育资源在西安的排列，有数量、质量两个横竖坐标轴，那么，上文所揭示的正是“数量”轴的排列失衡问题，再加上名校资源过度集中，“质量”轴上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高新一小、西工大附小和交大附小这些名校虽有多个分校，可并不在意教育部门的学区划分中，高新一小的官网上就明确标明，其招生范围为：高新区42个小区业主子女、高新管委会、高科集团及支撑服务体系子弟，同时还承担着高新区招商引资及特殊人才引进人员子女入学任务。 

   “如果小区的适龄儿童较多的话，很有可能出现入学人数远远超过招生人数的情况，面对这种情况，这些学校也只能通过各种条件来进行筛选。”曲江一小一分校的家长林女士说。她告诉坊叔，为了能让孩子上曲江一小，她特地从北郊迁居南郊一开发商的学区房，“买房子也就认了，总能在家门口附近上个名校小学吧，但不知开发商和学校怎么分配的，临上学了，说人太多了，要分流。我们好多业主的娃被分流到很远的一所分校去，家门口能看得到的学校，上不了，感觉上当了。我们好多业主还都从外地迁来的，比如陕北、陕南，甚至省外。”

    家住在南稍门的武女士也是同样头疼，按照划分，她家附近确实有个学校，“但那楼看起来都很旧，老师松松散散，能带好娃吗？我只能舍弃它，哪怕送娃远一点去北郊，花花钱挤一挤上个好学校。”

    在《问政时刻》的VCR里，回中的招生指标超过一百，却出现了实际上学的只有20多个学生，“剩余的名额只能作废，年年作废。”空荡荡的教室、闲置的教育设备，诺大的操场也没有几个活跃的身影。

         一边是“家门口的学校”上不了或者不能上，一边是名校“头破血流”的“挤着上”。数量、质量的排列不均，导致的是公共资源的大量闲置，优质资源的严重不足。
 
    针对这个问题，西安曾经提出过“大学区”制，通过优秀教师的流转，努力平衡教育鸿沟，但实际操作却差强人意。“这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也是拉郎配的包办婚姻。你想想看，优秀教师刚刚熟悉了这个班的学生，还没起到更深作用，又流转走了。再者，各有各的校长，各有各的老师，人际交往、管理理念、校园文化，不是简单互派一段时间就能把好教育理念渗透过去，就能把教育质量提高起来的。”前教委官员许建国说，“这叫拉郎配，叫捆绑夫妻。很明显的属于依靠行政力量硬往下推嘛。”他认为，“靠行政权力，谁听我的话我给谁拨款，你们那个学校这样做我就给你们钱。用这种负面能量的手段，去解决正面能量的问题，结果只能把西安教育再次搞乱，而且乱得一塌糊涂。”

    而根据坊叔的走访调查，大学区虽从行政手段上“痴心一片”，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资源失衡的财政性问题。

    况且，随着户籍政策的开放，迫切要求原本不大的教育蛋糕做到公平分配。这道方程，X如何解出“盘活”，Y如何解出“扩盘”，其实不仅是对教育部门，而且是对与教育相关的国土、财政、司法等多部门的一次“大联考”。 

斩断利益链 重塑人才链，别做孤独的“√￣3”

    诚如上文所述，户籍政策的放开，一方面是大量人才的涌入，一方面对西安的城市治理、民生问题的解决能力、财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如果说在这其中“教育问题”是首当其冲的一点不过，毕竟中国家庭的“太阳系”在“孩子”身上。

    此次《问政时刻》对于教育问题的正面触碰也是正当其时，要上任的“教育局长”甚至会比任何时刻都会“举步维艰”，教育格局的洗牌，要求斩断既有已久的灰色利益链条，重塑一条良性循环的人才链条。

    以五大名校为例，诚然，为西安教育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这后面又有多少的“公参民办”演变为“以公谋私”，在加重失衡方面也做着自己的“贡献”，这条利益链甚至“显而易见”。坊叔在西工大附中供职的朋友粗算了一笔账：以一个培训学校300人为例，每个孩子一年2.5万元，就可以收七百多万元。也就是说，凭着和“西工大”有特殊关系，比如能够拿到定向招生考试的机构，老板租两三间房子，摆上桌椅就开始招生，短短三五年就赚得名下两三套别墅，开着数百万的豪车，年入数千万，完全是隐形富豪。“虽然上面有禁止，但还是有不少同事去开补习班，甚至有自己的点考门道。”

    而这一切，还都只是“冰山一角”。校、企甚至某些官员，斩断这些灰色利益链条，为西安教育放置“良性胚胎”腾出空间只是第一步。毕竟，户籍新政实施以来，西安新落户人口已近40万！其中不乏拖家带口的“人才”，如果他们的孩子没法接受好的教育、甚至上不了学，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家庭观念下，他们对西安又爱恨几分？

    关于加大教育投入、培养优秀教师、审批教育用地、完善教育机制，不少专家提出建议，归纳起来有两点：其一厘清公办民办，其二，做大做强普通公办院校。但归根结底，政府要面对的问题是“钱”和“地”。

    南京的五大名校，其中有大学的附属中学，有老牌市属名校，也有传统意义的区办学校，涵盖了小学、初中、和高中，5所名校承办了27所学校，而其中仅有6所是民办。再看看办学主体就会发现，市、区政府和教育局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安与之相比，差距太大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南京的GDP根据2016年的计算，是西安的1.67倍，俗话“钱多好办事”。

    但从2017年以来，西安通过改善工作作风、营商环境等，已形成对资金、人流的“西引力”，2017年的GDP破7千亿，腰包渐丰的同时，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也开始加大：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要求把破解“上学难”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之一。西安今年将新建标准化中小学、幼儿园30所，实施“全面改薄”154所，增加学位4万个，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65%。以大学区建设为抓手，年内组建25个“名校+”教育联合体，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人才（+孩子）→岗位              →留下来→西引力→人才（+孩子）→......

    配套措施（+教育）

     ......

    这是一条“良性”的城市人才链条;

    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垄断→鸿沟→垄断+ →教育失控→辛福感下降→......

    这是一条有损“城市良心”的链条。其实教育问题，也是“人才争夺”的晋级战，别让“西引力”的炽热表白，变成孤独的√￣3，其值近似1.7321……（我其实爱你），却永远开不开。

    有人说解开西安的教育问题，需要做好三道数学题。第一道是“去绝对值”，就是不要被教育垄断形成的虚假高地冲昏了头，别再假装很努力；第二道是“求合并集”，在厘清公私的同时，整合公办、民办的资源优势；第三道，就是“开根号”，要弥补“一度时期”对于西安教育的“亏欠”，扩充根号里面的数字，而不是一直治标不治本的开那个孤独的√￣3。而做好这三道数学题，需要西安那硬挺挺的赚钱能力，更需要柔软的都市情怀。

    既已开弓，就没有回头箭，我们拭目以待。

 

实习编辑：杨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