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教授

经济学家钱颖一回国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十多年了。在此期间，他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项科研经费，而清华经管学院的教育改革成为他最重要的课题，集中体现在他的两卷本新书《大学的改革》中。

2013年起，清华经管学院本科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时，还会收到钱颖一开出的书单：哈佛大学原校长博克的《回归大学之道》、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何兆武的《上学记》等，除了《魔鬼经济学》，都与经济专业无关。

打开这所拥有最热门专业的学院的本科课程表，更是让人瞠目结舌——140个总学分中，专业课只有50个学分，通识课高达70个学分，另20个学分是任选课。

“你还能找出比我们学院更‘功利’的领域吗？但恰恰是在这个最‘功利’的学院，我们在推行最不‘功利’的教育。”钱颖一说。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业

如果你能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那是什么？

许多人都这样回答：改变中国的教育体制，或者说是高等教育体制。

钱颖一没有那样的雄心壮志，他要集中精力于一所学院。

2006年秋季，钱颖一出任清华经管学院第四任院长。

“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说。

钱颖一自认很幸运，“改革时代给了我好的机会”。40年前的1977年，在北京密云县一个公社中学里参加高考的他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81年他提前从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无意中成为1949年以后到西方国家学习“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批中国大陆学生。

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钱颖一相继在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三所名校任教，他的研究聚焦于中国等国家的经济改革。

而回国后，这位研究改革的经济学家，把自己变成了改革中的一分子。

“教育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困难，学校改革比企业改革更艰难。”钱颖一看得很清楚。

2006年回国时，钱颖一离开清华已经25年。这期间中国的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不少他读大学时存在的问题依然存在：中国学生知道如何应试，却不知道如何思考；他们娴熟于解答作业，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展团队项目并做演示；他们善于在GRE和托福考试中获取高分，却不能说好、写好英文。

2006年10月，在清华经管学院一年一度的顾问委员会会议上，当听说学院只有七八门课是英文授课时，当着很多人的面，清华经管学院首任院长、原国务院总理朱基对刚刚履新的钱颖一发了脾气。

早在2001年，朱基就提出过希望经管学院今后改用英语授课。在《朱基讲话实录》中记载：“我绝对不是崇洋媚外，因为现在经济在全球化，你不能跟外国人交流，又怎么能融入全球的经济呢？我们的经济发展就是靠改革开放，不会英语是绝对不行的，特别是管理。”

钱颖一“杀熟”，跑到经济学家李稻葵教授的课堂上说：“课间休息后开始，换成全英文授课！”李稻葵回了一个字：“好。”

就这样，改革开始了。

听完了这节课，钱颖一在学生中作了个调研：三分之一听得懂，三分之一马马虎虎，三分之一跟不上。

“这就是开始”。

2007年春季开始，学院本科英文授课的比例一下提高了50％以上。到现在，55％的课是全英文授课。

“我们并不盲目提高到100％英文教学，我们要求学生中英文都行。”钱颖一说。

最商业化的人最认同本科改革课程

英文授课只是一个起点。

中国教育界在2002年有一则轰动新闻：钱颖一等28名在海外大学任教的华人教授被清华经管学院聘为特聘教授。

钱颖一自告奋勇地为学院开设本科一年级两个学期的“经济学原理”。

“我一直都认为本科教育是大学中最重要的。”他相信，年轻人在18岁～22岁之间的可塑性比之后更强。

担任院长后不久，钱颖一拜访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李荣融，听取他对学院的建议。当时正值国资委面试公务员，李荣融告诉钱颖一：“清华的学生分析能力很强，可是这些高考作文分数都很高的聪明人怎么就写不好文章呢？”

钱颖一也不理解，就问自己的学生。学生们告诉他，高考语文与写作能力关系不大，那是八股式的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