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宏杰（腾讯·大家专栏作者，作家，学者）
这两天，清华大学的胡鞍钢老师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以至于人们把胡鞍钢作为清华的象征之一。我在清华做了三年博士后，我的印象是，清华不光有胡鞍钢，还有秦晖这样的老师。张鸣老师说：“清华一个秦晖一个胡鞍钢，前者一肚子学问，后者一肚子SHI。”
确实，胡与秦，是今天中国大陆学者的两极。我就为大家写写我了解的秦晖老师。
一
2012年，我成了秦晖老师的博士后。
博士毕业之前，一位与我在微博上相互关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建议我到北京做他的博士后，我非常高兴。因为辽西地域所限，可以交流的人和好的图书馆不多。
然而临到报名的时候，社科院的行政人员打来电话，说我年龄超了一个月，不符合报名条件。而且态度坚决，没有丝毫商量余地。
北京的一位朋友问我，你还想跟谁做博士后，我也许可以帮你联系一下？
我说，那你能不能联系一下秦晖先生？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他的一本书，《问题与主义》。很多人都对书商攒的书另眼相看，然而对当时身为地级市银行职员的我来说，如果没有这本书，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秦晖这样一个人。这本书像一把锤子，敲碎了我头脑中的很多“常识”与“定势”。
从这本书开始，我又陆陆续续看了秦晖的其他作品，包括他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一些长文，我头脑中原本的知识结构受到巨大冲击。读罢这些东西，秦晖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个颇有几分英雄气的人。或者说，他就是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孩子，只有他有足够的清澈和“天真”，说出石破天惊的话。
所以我说出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秦晖。
朋友说，秦晖老师从来没招过博士后，不过我可以帮你问一下。
朋友的面子大，寄去我的博士论文后不久，秦老师回复表示同意。由此他成了我的“合作导师”，我成了他招的第一个博士后。
二
余虽不敏，然而非常幸运，我的几位老师，比如正式师从的葛剑雄老师、秦晖老师以及没有正式列入其门墙却对我提携有加的戴逸先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
不过他们个性各不相同。戴逸先生是谦和的长者，清澈善良，一团春风和气，真是所谓的“老辈典型”。葛剑雄老师不但学问渊深，处理实际问题也如庖丁解牛，总能既保持自己的原则，又找到最好的解决角度。
而秦晖老师与上两位截然不同。
秦晖老师是一个从八十年代“穿越”过来的人。为人处事、接人待物，完整地保留着八十年代的习惯。
在正式入职（博士后算是一个短期工作，而不是如很多人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学位）前，朋友先带我到秦老师家拜访一次。朋友带了一盒茶叶做“伴手礼”，这是今天的社交惯例。没想到秦老师一见面就说，“我从不收任何礼物”。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我们既然有师生合作关系，你更不要给我带任何礼物，我们之间的关系保持得纯粹一点好。我当然只好唯唯。
进了秦老师的家，更是如同穿越回了过去：装修是几十年前的，不但风格完全落伍，而且多处已经斑驳。室内别无长物，到处都是书，从书架上溢到四处，沙发上，地板上，茶几上，到处是高高低低的一摞摞的书。
事实上，以前只是读过秦老师的书，并不了解秦老师这个人。到北京后和朋友聊天，才知道秦晖老师和一般大学教授颇有些不同：他八十年代末以来没有申请过任何课题和项目，甚至书出得也很少。他做了近二十年的资深教授，成就众所周知，但是安于教授中的三级，甚至很长时间里没有资格带博士，他也毫不在意。这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值得为之呼天抢地的天大的事，对他来讲，只是些懒得说的鸡毛蒜皮。几十年来他按照自己的思路和兴趣作研究，毫不为其他因素所动。
秦晖老师接人待物有一个特点，没有一句客套话。纪录片制片人夏骏和我聊起，他与秦老师以前见过，有一次开会遇到，他叙了几句旧，秦晖老师却一句也不接，一开口就谈学术。他总结说，秦老师“只有学术思维，没有人际思维。”
我记得我们第二次见面，他问我出站后怎么打算，我说如果可能的话，会在北京找个学术机构或者大学落脚吧。他马上表现出紧张的神色，忧心忡忡地说，哎呀，这可是个麻烦。现在网上在传常艳的那篇文章，也是博士后，也是想让导师给找工作，结果没找到，报复导师，弄出这样一个大新闻来。
秦老师这么聊天，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
三
做博士后，甚至读博士，都要帮导师打工干活儿，这似乎已经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常识”。因此很多博士、博士后公然呼导师为“老板”。
但是秦老师一开始就开宗明义：我不需要你帮我做任何事。我对你只有一条要求，来听听我的课就可以了。毕竟师生一场，这样你可以多一点对我的了解。
这其实不必他要求，我正求之不得。读书和听课不同，书写得好，课不见得讲的好，秦老师口才之雄辩却是有名的，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在复旦读博的时候，我就听过一次秦老师的讲座，座无虚席，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站满了。整个讲座没有一句废话，直揭问题，深入要害，令我印象极为深刻。因此虽然住的离学校很远，但是有整整一个学期，我一周两次，每次坐地铁一个多小时，去听他讲课。
我第一次上课走错了教学楼迟到了，等一走进六教大楼，远远就听到秦老师那中气十足的声音扑面而来，在楼道里回荡。周一上午同时有十几位老师在六教一楼上课，但只有秦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外也听得清清楚楚。
第一堂课，我对秦老师的一身打扮印象很深刻：一身黑衣黑裤，斜挎着一个黑挎包。双手插兜，在讲台上随意地走来走去。声音很大，中气十足。秦晖老师不是美男子，五官平常，一目已眇，但是在讲台上，他有一股帅气。
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好学生。从中学起，很少专心听课，因为总感觉老师讲的太慢，废话太多，所以经常是只用一只耳朵听课，另一半精力按自己的进度看书。
但是秦老师讲课，你没法分神。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废话，完全是干货，让你一句也舍不得漏掉。用网络语言讲，就是“全程无尿点”。
在我的学生生涯中，遇到过两个对三尺讲台最敬重的老师，一个是复旦的姚大力老师，一个是清华的秦晖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术水平高，准备又极为认真，课程内容极度熟烂于心，思维的逻辑性强，这堂课结尾的一句，下一堂能准确地接上。无论如何旁征博引，都不离主题。
但这并不是说秦老师的课讲得枯燥。他在课堂上非常放松，虽然课件做得很认真，但是基本上不用看，也并不完全按照课件的顺序讲。随手抻出一个话题，就可以娓娓不断，引人入胜。也经常会逸出课程主线，“信口开河”，想到哪讲到哪，但是这些“离题发挥”的部分，往往都更为精彩。
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对学生对讲台的尊重。书商贺雄飞曾写文章回忆说，有一天，他和秦晖老师等人去拜访李慎之先生，“谈至高兴处，秦先生突然说，我今晚七点还要给研究生上课，其时已六点了。于是急急忙往回赶，……紧急跳下车去，连招呼也来不及打，就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校园里冲（清华的校园可是有几路公共汽车的呀）。望着这个清瘦的背影，我禁不住泪眼模糊，多好的先生呵……”
并不是所有老师都能做到这样。在复旦读博期间，我遇到很多讲课敷衍的老师。一开始我按着课程表，兴冲冲地跑去听那些著名教授的课，但是大多数时候扫兴而归。因为有些老师只喜欢上讨论课，主要由学生来发言，自己只是回答一下问题。有些老师讲课准备毫不用心，内容混乱敷衍，听得痛苦乏味。甚至有的老师，临时有事取消讲课，却不提前通知，等学生都坐满了才一个电话过来。
即使是我自己，用私心去衡量，也感觉上课是一件低效率的浪费精力的事：你那么花多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去讲课，其结果，也不过是几十人能够听到。如果写成书，读者是几万几十万人，效率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秦晖老师却愿意慷慨地把他的时间和精力贡献给讲台，因此他的课，几乎堂堂爆满，去得晚一点，就没了座位。如果是小教室，过道里总是加满了椅子，坐满了蹭课的人。
秦晖老师显然也很享受讲课，讲到逸兴遄飞处，有时甚至会根据内容唱上一段，唱一段现在已经不为人知的十年动乱期间的冷门歌曲，或者一些地方的民歌。秦老师嗓子一般，但是音准很好。
可惜他今天已经准确地“到点退休”，离开正式的三尺讲台了。我发自内心地为清华的学生感到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