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术界，有一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

    对于演艺界，有一个演不完的莎士比亚。

    对于翻译界，有一个译不完的莎士比亚。

    这样说来，莎士比亚不属于英国，属于全球。与他同时代的英国抒情诗人本·琼生，称誉他是时代的灵魂 ,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全球戏剧界正在怀念他的伟大作品，也向他永存于世的影响力致敬。

    现在问题来了，这400年里，为什么没有超过莎士比亚的一批剧作家，用他们的作品替代莎士比亚的作品，让全球争着研究、上演和翻译出版？

    比如说，中国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同一年逝世，也被当成伟大的剧作家。但汤显祖的作品没有在全球上演不衰的盛况，在中国的演出也较为少见。在汤显祖去世后的400年里，他的作品实际上早被其他剧作家的作品替代了。

    但在中国，你可以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戏剧，但如果没有读过莎士比亚的剧本，你都不好意思说你是个读书人。

    “莎士比亚是这样一个蒸汽挖掘机手，他所挖掘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大地。”荷兰裔美国作家、历史学家房龙在谈到莎士比亚时说，他从文学那把大铲子里倒出来的人的种类是那么奇异，纯洁的圣徒和万恶的罪人，高尚的英雄和卑鄙的无赖，贞洁的烈女和冷酷的荡妇，等等，“他把人性所有的特点都置于我们脚下并且说，看吧，我的朋友们，我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但不要因为你们不喜欢而对我恼怒。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作的一切就是把他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

    在一本叫做《宽容》的书里，房龙说，千万别以为自己是天才，天才就两个，一个莎士比亚，一个莫扎特。这就是天才，几百年才出一个。现代的作家，有打字机和秘书，每天大概能写三四千字。而莎士比亚有诸事缠身，老婆总作河东狮吼，鹅毛笔也不趁手，怎能写出三十七部戏剧？

    房龙还说到我刚才提出的问题，“其后来的剧作家也竭尽所能，但却无一能与这位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屠夫的儿子相提并论。”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莎士比亚从不说教，也没有在所创作的人物的行为中指出任何明确的劝诫。但即使最没有思想的旁观者也能分清美德和罪恶，看清那条道路通向死亡，那条道路通向永生。

    但在有的评论者看来，莎士比亚的巨大成功，源自于他的大众文化立场。

    在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是贵族消遣的喜好，也是大众的文化活动。莎士比亚所属的专业剧团是“侍从大臣剧团”，它演出的活跃时期，泰晤士河南岸已形成繁荣的戏剧演出中心。规模最大的环球剧场可容纳2300人，除了少数在包厢中看戏的贵族外，花费一个便士入场并且站着看戏的人占大多数。

    莎士比亚的戏剧首先要反映包厢里那些人的利益。这正是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作为支配阶层的贵族。他们之中包括大公、鲍西亚、安东尼奥和巴赛尼奥，在这出戏中个个都被塑造成冠冕堂皇的人物，即便是公然违反法律条款时，也是一副正义的面孔。同时，关心热爱戏剧的大多数观众，是作为从属阶层的城市平民，他们人数更多，莎士比亚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在其作品中渗透普通观众的思想感情，赋予其作品有利于大众的社会意义，引出观众会心一笑。

    大众文化进入莎士比亚的戏剧，其实是不可避免的，并且给了他长久的生命力。

    约翰·菲斯克是大众文化的专家。他的定义是，大众文化是从属者对其地位愤愤不平的文化，是从属者在规避、愚弄、丑化、抵制支配者时产生的快乐文化。他把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形象地比作游击队员和占领军对抗的关系。举例来说，莎士比亚以其特有的机智、幽默，不是从正面进攻，而是以反讽手段，冷不防地开上几枪。

    以《威尼斯商人》中鲍西亚的婚姻进入“既不能选择又不能拒绝”的难堪境地为例，她刚一感叹自己的不幸，借恭敬的小女仆之口便传来大众文化的挖苦：“吃得太饱的人，跟挨饿吃不上东西的人一样是会害病的。”而这种对权贵的抵制和嘲讽随处可见，不露声色地渗透在莎士比亚戏剧之中。

    莎士比亚的台词说道，“讲到法律，哪一个肮脏的案件不可以借冠冕堂皇的言词来文饰?”《威尼斯商人》第四幕对此作出了证明。依据当时的英国法律，犹太人夏洛克不可能从原告变成被告。当鲍西亚机智地提出“不能流一滴基督徒的血”时，她已经违反了法律常识。因为法律上允许履行合同所要求的必要条件。流血是获取一磅肉所允许的条件。这场戏站在大众一方的隐喻，在于法律被贵族阶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我喜欢这样的分析，有一些事实支持。

    莎士比亚以后，剧场的环境变了，观众的成分变了，大众阶层远离之后，像莎士比亚那样以大众为主要观赏对象的剧作家日渐稀少，终于不见。这也是莎士比亚不可替代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王思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