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获了文学奖，并且是诺贝尔文学奖。

    前些年有过一种说法，诺贝尔文学奖是为西方反动政治服务的，评选了一些不该得奖的人，举例中就有丘吉尔。

    很多人都知道，丘吉尔生命中的亮点是从担任战地记者开始的。

    1895年，他21岁，是一名骑兵中尉，在休假期间前往古巴旅行，同时兼任随军记者，撰写关于西班牙人与古巴人之间的战争。他不惧死亡，敢于冒险，经常冲进浓密的硝烟炮火。就在21岁生日这天，炮弹在他很近的地方爆炸，马匹被炸死了，他幸免于难。那次成功的采访经历，激发了他的写作欲望。

    1896年，他二十二岁，随军前往印度，开始阅读名著，包括古今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经典。那些大师的深刻影响，很快体现在丘吉尔的写作风格和用笔技巧上。他写出了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于1898年出版。

    那些大师继续他们的影响，比如，在场景描写的基础上，对人物性格的刻划，对内心世界的揭示，也体现在他的长篇小说《萨伏罗拉》里，书中描述了在总统府门前的广场上枪杀游行群众的场景，紧接着又以深入的笔触对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作了充分展示。丘吉尔写道：

    “生活在寂静之中，像艺术和书本描述的那样，怀着哲学家的平静心情生活在美丽的公园里，远离人声嘈杂的地方并且完全摆脱各种事物，这当然安逸、舒适。但他还是认为，他不能忍受这样的生活。他应该一住无前。”

    小说的主线，叙述了一个虚构国家里的民众成功赶走了独裁统治，可是他们取得的胜利成果，又受到胜利者的威胁，那些人集中体现了人类某些最丑恶的特征。这部小说写作于1898年，出版于1900年，其中的爱情故事，却与将近一百年后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勇敢的心》相似。男主人公决心推翻军事独裁统治，女主角却是军事独裁者的美丽妻子，他们曾一见钟情。

    巧合当然很有趣。作家虚构的事情，或早或晚都会发生，重要的是作家会不会想象，会不会想象得更好，会不会在历史发生之前有所预见。

    丘吉尔第三次当随军记者，去了非洲东北部的苏丹，从而写出两卷本的《河上的战争》。评论界公认《河上的战争》是年轻的丘吉尔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并不是过分的赞誉。1900年12月，他受邀到美国巡回演讲，由著名的马克·吐温主持他的纽约演讲会。巡回演讲的主办人还为他作了大量宣传，说他是“五次战争的英雄，六部书的作者，英国未来的首相”。

    美国人说对了。他后来真的出任了英国首相。

    1940年5月，德国法西斯取得节节胜利，荷兰在三天之内崩溃，法国在三周之内崩溃，英国陷入孤军奋战，似乎没有战胜的希望。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英国首相兼国防部长。

    “我没什么可以奉献,有的，只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他在就职演说中呼吁，“我们的政策就是用我们全部能力,用上帝所给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从未有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

    那时的英国民众，认可丘吉尔的一些个人品质：他有高贵的勇气、忠诚和道义感；他有对重大事件的神往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渴望。他当了首相之后，迅速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坚定地领导反法西斯战争，为拯救欧洲、解放世界做出了贡献。

    有史以来，世界范围内，能够同时胜任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人不多。

    中国有个王安石，也许可以与丘吉尔相比。他在宋代担任首相，他的事迹需要我们透过千年迷雾，才能辨认出大致轮廓。他至少与丘吉尔一样喜欢冒险、思维活跃。可惜他的任期太短，两次任期加在一起才有五年，不具有社会改革必需的时间条件。还有，他出任首相前的文学写作意气风发，不当首相以后的写作情趣狭窄，无法成为世界级的重要作家。

    二战胜利那一年，丘吉尔离开了首相职位，继续撰写他的历史和传记著作。担当首相之前，他出版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世界危机》，宏篇巨著的五卷，如果译成中文会接近三千页。卸任之后，他又花费六年时间，写作了360万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两部巨著，应该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作品。

    他体现了作家的意义：写作是作家的在场与见证。他一生中写出了26部共45卷（本）专著，几乎每部著作出版后，都在英国和世界上引起轰动。

    首先把他的传记当成文学作品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他们觉得丘吉尔的历史和传记作品，具有重大的文学价值，以及出类拔萃的艺术天分。1953年，“由于他在描绘历史与传记方面之造诣和他那捍卫人的崇高价值的杰出演讲”，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那一年的颁奖词还说：“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予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这看起来像是恭维，其实不是。
 

责任编辑：王思露